亦師亦敵亦友：師徒- 海頓＆貝多芬
俗話總說，名師出高徒，然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豈容一言以敝之？貝多芬與他的老師們的關係，從來有趣：驕傲的貝多芬，一方面從老師們得到了作曲知識，一方面卻又對於老師們的守舊，毫不掩飾自己的厭棄；貝多芬的老師們，則是一方面對於學生的天份感到興奮，一方面卻也難免受到貝多芬才華的威脅。
貝多芬一生對音樂充滿熱情，但也許是天生性格，也許是從小對親密關係的不適應，貝多芬一直無法和人建立長久的情感關係，也一直都無法好好地承認自己生命中的老師們的地位與影響力。
青少年貝多芬
青少年時期直至二十歲左右的時光(1780–1792)，貝多芬在德國城市波昂度過。當時的波昂受到啟蒙運動深切的啟發，許多教育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，啟蒙運動中強調的思想廣泛地流傳在知識份子之間。
治理波昂的選帝侯法蘭茲(Maximilian Franz, 1756–1801)十分重視教育與藝術，支持學術自由，1785年成立了波昂大學，貝多芬年幼時的工作，就是在這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後裔的管弦樂團裡，演奏中提琴；選帝侯甚至在1787年提供一筆錢，支持當時十七歲的貝多芬到維也納向名滿天下的莫札特學習（這個學習計畫最後失敗了，我們後面會提到。）
啟蒙時期的作家伏爾泰在作品中提到了全人類是一個集體的概念，貝多芬也在這段時間接觸到了後來啟發他寫作「歡樂頌」(An die Freude, “To Joy”)的席勒(Schiller)的作品，四海之內皆兄弟，強調人類彼此之間的和解以及全人類的和諧與喜悅。
開明專制、理性思維與科學等等思想，對貝多芬影響更是深遠。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，強調政治體制的激進改革，德國的改革路線較為溫和，雖然極力反對暴政與絕對的君主專制，卻並未主張完全地廢除君主制度，主要的舞台在於文學、藝術、哲學之上。
國中時我們在歷史課本中學過，但很少把這些知識跟藝術家、作家、作曲家的思想做連結。「開明專制」（enlightened absolutism），容許人民有一定的權利與自由，但仍需服從君主的治理，著名的例子包括普魯士國王菲德烈二世、神聖羅馬帝國約瑟夫二世與俄羅斯女皇凱瑟琳二世等人。了解貝多芬這種支持開明專制的思想，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他一開始是支持拿破崙的：貝多芬相信拿破崙能成為理想的開明專制君主，後來聽聞拿破崙稱帝才看清現實，而對之失望。
有趣的是，貝多芬曾在波昂大學註冊，只是很少去聽演講。在這段時間內，他大量閱讀各種文學與哲學經典：古希臘羅馬哲學與劇本、神學、以及當時的大思想家。對康德的哲學有最粗淺、標語式的簡單了解，在許多留下的信件中都強調自己有「崇高的道德」，這是貫徹貝多芬一生的最重要信仰，而音樂是他實踐這項理想與信仰的途徑。
貝多芬還是孩子時，就不斷地強調自己以藝術為受苦的人們服務的願望，之前的文章提過，童年並不快樂的他曾跟鄰居表示，人們一旦認識了他崇高的藝術與精神，就不會再在乎他因為缺少父母照顧而顯得破爛的外衣，以及骯髒的臉蛋了。
貝多芬對於政治活動並不激進，但對啟蒙運動的哲學有著模糊、理想化的詮釋：貝多芬對科學不太感興趣，但對自由、人權、道德有著虔誠的信仰。他從小就常常強調自己有高尚的道德價值，「歡樂頌」是一個一輩子受盡苦楚的作曲家年老時對人性崇高的禮讚，也是一份從小就深植於作曲家心中的信仰。
啟蒙老師: 尼飛 Gottlob Neefe
1780–1792年，貝多芬在當時備受景仰的音樂家尼飛之下學習。尼飛很早就發現貝多芬的才華，大力支持年僅十二歲的貝多芬成為波昂宮廷樂團的鍵盤手(cembalist)，開始支持家中的財務；當貝多芬要出版他的作品九首德勒斯樂進行曲的變奏(9 Variations on a March by Dressler) WoO 63 時，尼飛也大力支持、援助了作品的出版。顯然，尼飛當時有著發現第二個莫札特的願望。
尼飛投身於啟蒙運動，很早就顯示出重視自身意志的傾向：他不顧父親希望他進入法學院的願望，投身音樂。同時，尼飛也是光明會的領袖，在組織中非常活躍，致力於提升自己的道德價值，臻至完美，這點深切影響了貝多芬對於高尚道德的終生追求。貝多芬多多少少從這位老師身上找到了榜樣，這樣的形象，比貝多芬總在酒館流連忘返的父親，更值得景仰、尊重。
然而，這樣如父如子的師生關係在1784年遇到了危機。身為激進份子又是外邦人，尼飛成為波昂宮廷意欲驅逐的對象，他們試圖以降低薪水的方式委婉趕走尼飛，且貝多芬的薪水，就取自尼飛被砍半了的年薪之中。雖非貝多芬所願，這個事件難免影響了師徒的關係。
1792年，貝多芬寫了一封真摯，但措辭略顯僵硬的感謝信給尼飛：「感謝一直以來你對我的建議，幫助我在我神聖的藝術道路上進步。如果我有日能變成更偉大的人，是你成就了我的成功。」對貝多芬而言，啟蒙老師尼飛的影響力是深遠的 — 不僅限於作曲的技巧與理論知識，尼飛的理想男性形象與對知識的渴求，對貝多芬精神世界有無法磨滅的影響。
投師莫札特失敗
1787年，波昂宮廷出資，送貝多芬到維也納六個月，希望他能向莫札特學習對位法等重要作曲技巧。尼飛寫了一封推薦信，讚揚貝多芬的才華，這封信對宮廷的決定是至關重要的。由此可知，師徒的關係最後得到了改善。1798年過世的尼飛，並沒有來得及看到自己年輕徒弟後來在維也納的成功。
一個月的旅行後，貝多芬抵達了維也納，莫札特也接見了他。然而，當時的莫札特健康狀況已經嚴重惡化，對教學沒有強烈的熱情。儘管如此，在貝多芬為他演奏自己的作品之後，莫札特同意了收他為徒，還跟妻子預告了這個年輕人將會撼動未來的音樂界。
造化弄人，莫札特同意收貝多芬為徒的這天，貝多芬收到來自波昂的信件，通知他自己的母親性命垂危，已是命在旦夕，貝多芬不得已馬上啟程回鄉。貝多芬1792年再次回到維也納，但此時，莫札特已經去世。
世上種種陰差陽錯，點點滴滴的累積出不同的結果。不曉得，當初的貝多芬如果拜師成功，現在的古典音樂會有什麼不同的風貌呢？
亦師亦敵亦友：與海頓的緊張關係
1792年，22歲的貝多芬第二次來到維也納，轉而向曾經拜訪過波昂的海頓學習，並且終生沒有再回到故鄉波昂。
初來乍到的青年貝多芬，最初以鋼琴家聞名，同時期在維也納的鋼琴家有300多人，其中包括有名的克萊曼蒂、克拉邁、胡麥爾等人，這些人後來都以練習曲留名青史。鋼琴家的競爭實在太激烈了，當時的維也納貴族間甚至開始形成對立，各自有擁戴的鋼琴家陣營，舉行炫技的「鬥琴」競賽，貝多芬1799–1800年就參加了這樣的競賽。這時期的貝多芬亟欲成功，這些同期鋼琴家都被視為競爭對手，而且他深怕別人聽到他的演奏，就將他的技巧偷了過去。
雖然貝多芬對外一直否認名滿天下的海頓是自己的老師，貝多芬在維也納的事業之所以能成功，很大程度是源自於他是「海頓之徒」的宣傳。
兩人微妙的關係，其中的原因是雙向的。讓我們從海頓談起：首先，身為一個老師，海頓並不是全心投入於教學的類型。私生活方面，海頓當時有外遇，跟自己妻子的關係因此十分複雜，多有爭執，好友也剛過世；事業方面，海頓身為名聞遐邇、維也納最重要的音樂家，工作繁重，在1795年時去了倫敦演出，並且因為兩人的不愉快，沒有照原先的計劃帶著貝多芬一起去，拋下了貝多芬的學習進程，貝多芬因此私下跟其他老師上課，包括Schenk, 擅長對位法的Albrechtsberger，以及電影『阿瑪迪斯』中與莫札特為敵的作曲家薩里埃里(Salieri)。
有趣的是，貝多芬和這三位老師的關係，也不太和諧，他們都受到貝多芬才華的威脅，而貝多芬也從來不掩飾自己的驕傲，在「老師」面前一點也不謙虛。
為什麼貝多芬跟海頓的關係會鬧僵呢？這點，音樂學家有許多推測。
海頓身為舊時代的作曲家，可能對貝多芬的才華感到嫉妒，也可能受到傳統侷限，對貝多芬太多大膽的作法無法接受：著名的事件是，貝多芬的第一號鋼琴三重奏（Op.1 №3）被海頓嚴厲批評，貝多芬一生都懷恨在心。
再者，渴望成功、渴望海頓另眼相看的年輕貝多芬，一開始有些誠信方面的問題。他將許多在波昂寫作的舊作，假裝是來到維也納才寫的，希望給自己老師「多產」、「才華洋溢」的印象，最後被海頓發現是個謊言。此外，他在波昂宮廷給他的金額上說謊。起初，海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，寫了熱情洋溢的信給選帝侯，大力讚賞貝多芬十分認真，在短時間內寫了許多曲子，卻在選帝侯的回信中發現這些曲子都來自波昂時期，也發現貝多芬每個月只有400塊錢，卻跟海頓借了根本還不了的500塊。也許是作為懲罰，海頓到倫敦時，沒有依照最初的約定帶上貝多芬，而把貝多芬交付給另一個老師。
1800年，維也納樂評敏銳地觀察到貝多芬新作『普羅米修斯的創造』(The Creation of Prometheus)與海頓『創造』( The Creation) 的差別，此作標誌了維也納新、舊風格的差異性。此後，貝多芬便慢慢地將他與海頓的關係拉遠了。從旁觀者的角度，屬於舊時代的海頓不能接受將音樂過渡至浪漫樂派的貝多芬，這是現代人很容易理解的，但對於貝多芬本人而言，無法得到人人敬重的海頓的肯定，可能是他一生的痛楚。
面對痛苦，貝多芬似乎習慣以強烈的攻擊性言詞來自衛。據說，當時海頓與貝多芬在街上巧遇，海頓很和善的恭賀貝多芬『普羅米修斯的創造』的成功。貝多芬，不知為何這麼帶刺，回答：「Oh Papa, 你人真好。至少它不像『創造』。」海頓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受到這莫名的攻擊，反嗆道：「你說的沒錯，它永遠也沒辦法成為『創造』」，暗諷貝多芬的作品比自己的作品糟糕。
其實在後來，海頓多次向貝多芬釋出善意，溫暖地表示自己很想貝多芬，邀請貝多芬來拜訪自己，但這沒有獲得貝多芬太多的回應；我們看到，後來的海頓，顯然原諒了貝多芬年輕時的不誠實，大力幫助貝多芬舉行演奏會、出版作品。不過兩人的關係在海頓生前始終懸而未解，一直到海頓過世之後，貝多芬提及老師的語調才顯得溫和、親密，充滿了敬重與感情。
看到作曲家生命中的一些衝突，我們會覺得事緩則圓，很多事情不需要這麼計較，但當我們活在那個當下，有多少人能誠實地覺察自已內在的變化，又有多少人能理性地分析自已的行為呢？人生而在世，都有自己要面對的功課，閱讀作曲家生平時，我常常感慨萬千，藝術家的恃才傲物讓他們付出了一些代價，卻也常常因為這種驕傲保留了他們特殊的稜角，歷史是藉著這樣的直拗，崎嶇前進。
面對生命中的功課，尤其是那些關於「和解」的功課，我們及格了嗎？又或者，我們內心深處的溫柔，只有在那些人事逝去之後，才能娟娟流出呢？屆時，我們是悔？抑或不悔？